聚焦轉型期社會的"安全感缺失" 淡定去哪兒了

日前，這樣一則帖子在微博與微信上流傳，引人深思：

“一位北京工程師是個拿數字說話的人，他自費先購入PM2.5檢測儀，并意識到了開窗的巨大風險。又買了一個二氧化碳檢測儀，并意識到了不開窗的巨大風險。為解決兩難困境，購入空氣凈化器，隨后發現吸附式凈化器的副作用，臭氧的風險。然后購入血氧檢測儀確定自己是否處于亞健康……”

這位工程師的處境絕非個案，當下，我們身邊的許多人似乎都生活在類似的焦慮當中：走著走著，你突然看見，由于自來水管的爆裂，前方的路面突然塌陷了。過馬路時需要左顧右盼，因為你能保證自己遵守交通規則，卻無法保證別人也都能如你一樣遵守交通規則。課余飯后，不敢讓孩子單獨一個人到樓下玩耍，一方面你會忌憚于治安環境是否足夠讓人放心，另一方面你更忌憚于污濁的空氣會傷害孩子的身體健康?？爝f送上門，你得趕緊把寫有個人信息的標簽撕掉，因為你不知道寫有家庭住址、姓名、電話的個人信息是否會給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機……有人說，以上種種，可以用一個詞來形容，那就是“安全感缺失”。

安全感，一個復雜多元的個體感受，有關生命的安全，財產的安全，食品的安全，空氣的安全，教育的安全。無疑，沒有安全感是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原因，解決了公民安全感的問題才能建設穩定和諧的社會。

還記得嗎？很多年前，當信用卡剛剛在國內普通消費者中推廣的時候，人們常常談論的話題是：發達國家的百姓往往習慣于提前支出、提前消費；而在中國恰恰相反，百姓寧愿省吃儉用，也要把錢存下來留作日后他用。盡管消費理念差異形成的原因是復雜的，但我們深知，在一定程度上，中國養老、醫療、教育等社會資源的不均和制度的相對滯后，讓中國人在生活層面安全感缺乏，才是導致中國人儲蓄意識較強的原因之一。

實際上，在現實生活中，今天的中國百姓為未來生活未雨綢繆的舉動不是越來越少，而是越來越多了。這種未雨綢繆，提前預支的不是經濟收入，而是對生活中一切不確定性的殫精竭慮。而擔憂和焦慮的內容，也不僅僅是養老、醫療、子女教育等相對傳統的老問題，還包括就業、環境污染、社會治安、信息安全等社會發展中出現的新問題。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當越來越多的人感嘆越來越不淡定的時候，“安全感缺失”似乎已成為當前中國社會的集體無意識。

這種不淡定，容易滋生兩種復雜的情緒，一種是盲目和非理性，一種是“不確定”感。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丹尼爾·卡內曼研究發現的，“人在不確定條件下、不安全狀態下進行的判斷和決策常常是非理性的?！?/p>

有人說，任何形式的安全感缺失，歸根到底都是因為害怕失去。而害怕的前提則在于，失去的風險難以規避。轉型期社會的迅速發展，難免將發展中的大量矛盾和弊病在相當短的時間內集中和呈現，這些矛盾和弊病對人們生活的滲透是全方位、多層次的。

首先，中國社會城鎮化進程迅速推進的過程中，農村以宗親關系為核心的社會結構正在逐漸瓦解，城市文明的消費文化對傳統熟人社會的倫理道德構成了沖擊，尤其在經濟發展帶來的物質誘惑面前，傳統社會的價值共識變得異常脆弱。當經濟利益在人際關系的權重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時，道德和情感上的不安全感也隨之加劇，陌生人社會的陌生化程度也在升級。一個簡單的例子，過去以“單位”為組織結構的社區中，幾乎仍然延續了熟人社會的社交模式和情感關系，但在今天商品房構成的“小區”里，幾乎家家都關起門來誰也不認識誰。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過渡的速度是迅疾的，是與整個轉型期社會的整體發展速度相匹配的，這也正是許多大城市移民在城市生活多年后仍然無法找到歸屬感的原因之一。

其次，中國社會全面深化改革過程中存在的一些不確定性，也在深刻影響著人們的心態。改革涉及的所有領域中，距離民生越近的，對社會心態和情緒的影響越顯著。比如就業、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資源有限、分布不均衡、發展不協調等，一直都是社會保障和民生領域存在的老問題。針對這些問題，國家相關部門近年來做出了一系列改革舉措，但發展中的機制障礙仍然沒有徹底突破。如何在個人發展中獲取更多的優勢資源、如何在更加公平的競爭環境中獲取更多更好的機遇、如何從國家和社會保障機制中獲取更可靠更充分的依靠和支持……種種社會發展中必然經歷的不確定性難以在短時間內給出這些問題的答案，也在客觀上形成了這種不安全感。

轉型期社會“安全感缺失”造成的情緒表征是顯而易見的，對經濟社會的發展帶來的考驗和挑戰也是顯而易見的。面對這些問題，政府不僅要通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和踐行加以引導，更要在社會管理和保障的方方面面有所舉措。

當然，安全感的建立，還有賴于全社會的共識。正如地震發生時，國民對他人“愛人如己”般的關注。從那一刻我們就該相信，沒有什么災難能把中國人打敗，也不應該有什么壞消息能奪走中國人的安全感。